民族国家公民对国家认同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是政治法律制度，还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语言或道德宗教？ 公民作为一个特定国家中的“我们”,是政治的“我们”,还是民族文化的“我们”? 爱国到底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天然的情感，还是作为“利益人”的理性考量？民族主义认为国家建立于民族基础，爱国热情来源于民族继承性的与生俱来的情感，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工具化的有机结合体，将爱国看作是一种理智化的利益权衡过程。事实上，民族国家公民国家认同回应的是两种不同维度的认同，一种是作为政治国家的普遍的公民资格，另一种是每个人所身处的特殊的族群和文化心理归属问题。自由主义思想将人抽象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和权利的主体，个体的国家认同完全是理性的产物。与自由主义理性化相对应的是，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理性的浪漫主义运动，把个体国家认同看成是自然而然的内在情感。盖勒就认为，两者之间的冲突体现了“理性与激情之间的较量”.

在现代性背景下，民族性与民主性交织于公民的国家认同问题之中，前者体现了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天然情感，后者表现了公民对民主国家的理性选择。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受到情感和理性两股力量的牵引，恰恰体现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与矛盾。正确理解国家认同的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是正确把握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

一、理性与非理性： 两种维度国家认同的阐释

（ 一） 民族认同： 情感的非理性色彩

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与人的情感、欲望、意志、非逻辑等相联系。非理性代表着人的某种原始生存状态的冲动，它显示着人与一般生命存在物的某种关联，同时非理性又与动物的本能区分开来，人的非理性应该是人能够意识到的自我本能。非理性具有破碎性、易变性、非表达性等特点。人的生存无时不刻不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和悖论，因为非理性，人的生存有了原始动力、内在追求。非理性为人们提供了生命的冲动和精神的动力。

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仅是理性的，又是有情感非理性的，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的族群和历史文化相联系，它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人的存在与建构离不开其文化环境。正如卡尔霍恩所说： “没有名字、没有语言、没有文化，我们就不知道有人。自我与他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在名字、语言和文化当中形成的……自我认识---不管如何觉得自我是发现出来的，终归是一种建构的结果---永远不会和他人按照独特的方式所做出的判断完全相脱离。”②民族是一个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共同体，是具有内在精神与禀赋的自然与社会产物，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文化情境载体，并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归宿。在人性深处，从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而这种情感追求和归属感，正是人的认同的重要根源。具有内在精神气质的民族对于其成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让他们产生敬畏感和皈依感。这种民族敬畏感和皈依感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资源。民族认同源于某种原始的冲动。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把民族情感、忠诚看作个体国民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承认并且正确去面对这种合理的非理性形式的存在，现实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相当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客观存在的非理性形式。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过去、历史和未来，是一个历史的连续的过程，每个个体也是这个连续一体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担负着民族道德责任和义务。正是对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的共享使人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民族情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并不是依靠逻辑推导而产生，并且有时候难以用语言去表达。民族认同情感让人难以把握，民族情感爆发的易变性和短暂性往往令人难以琢磨、难以把握和难以预料，甚至是来无踪去无影。例如，我们有时候难以理解，遍布世界全国各地的犹太人在历经几百年的漂泊与动荡之后仍然保持对本民族的归属与依恋，这种凝聚力甚至超过同一国家共享共同利益的部分人群之间。某些时候，一个国家的民众或许可以忍受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却难以接受一个异族对其相对温和的统治。

（ 二） 民主认同： 选择性的理性色彩

人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人又是一个理性③的存在物体，理性与逻辑、规律、条理、秩序相关联，而与人的情感、意志、欲望相对应。理性首先为人提供生存的理由，追求某种有原因可循、有规矩可依并且可以解释人的生存态度与思考方式以及与之相贯通的生活方式。第二，理性引导着人的生存道路，人的生存是通过理性规定并且通过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因为理性，人的生存变的有条理、合逻辑，可以理解并赋予历史连续性。现代性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的理性得以不断张扬的过程。当代理性的最大特征在于人在认识自然社会和改造自然社会的过程中主体性不断彰显。人类理性被归结为数学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

现代社会将自我看作是一个能够凭借理性进行自我发选择的存在者，人的活动是一个基于某种价值的选择性。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道德与伦理内涵，否认国家共同体的神秘道德力量，认为国家就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政治性存在。国家只是一种世俗的东西，而不是精神和道德源泉。个体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对国家的选择，完全是个人自主的选择。

而是否选择和认同它，完全在于国家能否具有保护个体的功能作用，取决于自己能否从国家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正如霍尔巴赫名所说： “如果自由、财产、安全消失了，祖国也不存在了。”④在自由主义看来，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工具性关系，相互之间是契约式而不是情感式关系。我们不能不看到，人是某种利益的追求和权衡者，这种利益权衡决定了对国家的判断与行为。现代的民主制可以说是人类追求理性并取得胜利的标志性产物。

相对于情感的非理性色彩的民族认同，民主认同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选择性，民族认同是产生常常是自发的、无条件的，而民主认同是个体的自主选择。他可以选择爱这个国家，也可以选择不去爱这个国家。爱国不是盲目的，他要知道自己的国家有何伟大之处，才能因此而去爱他。这种选择可以基于自我的权利和利益，也可以是基于某种价值的偏好。第二是批判性，也就是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爱国常常是不容以理性反省批判的爱国，国家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他只能以虔诚的心态去接受它。建立在民主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则不同，他对国家的爱是一种基于自由理想的批判性的爱，而不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无条件的爱。

二、两者关系之失衡及后果

民族性认同与民主性认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希特就告诫我们： “可以说，在我们的时代，民族性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平衡已经成为新生国家建构政治稳定的基石，如果缺失这一决定性的基石的话，就会接二连三的地发生混乱。”⑤一旦两者失衡，或者陷入没有国家民族情感的现代“原子式”个人主义之隐忧，或者步入失去理性民主价值引导的狂热民族主义之境地，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社会的整合，甚至导致民族国家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