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2 月 6 日，话剧《激辩三十八天》在南京举办的戏剧节上精彩亮相，赢得好评如潮，今年的四月和五月，该剧在无锡、南京等地的剧场再次公演。该剧主创阵容强大，由获得过“飞天奖”、“金鹰奖”的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康尔担任编剧，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国家一级导演钱态担任导演。
《激辩三十八天》的故事发生在 1937 年 11 月，留美博士、桥梁专家茅以升正在筹备举世瞩目的钱塘江大桥的竣工典礼，爆破专家金教官却带着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密令赶到杭州，要求茅以升协助他炸毁刚刚建成的大桥。围绕大桥炸与不炸、为何炸、何时炸等问题，茅以升、金大勇、以及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展开了长达 38 天的三场激烈的辩论笔者有幸见证了话剧从无道具排演到最终展演的整合过程，话剧编排中的一个亮点引起了笔者的好奇与思考。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 》（即《命运交响曲》，后文统称《命运》）作为话剧《激辩三十八天》（后文统称《激辩》）唯一的背景音乐，在原剧本中以文字形式明确出现了 2 次，在连排时出现 3 次，在最终演出时出现了 5 次；选用的音乐片段则是《命运》的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这样的编排与改动定是经过编剧与导演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的。那《激辩》为什么选用《命运》作为该剧的配乐？配乐的出现场次有什么讲究？该配乐对于话剧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笔者将在本文与大家探讨。
一、主题和内容结构的一致
《命运》是贝多芬交响曲中最富于戏剧性、英雄性和哲理性的作品之一。此交响曲主题深刻，规模宏大，框架紧凑统一，作品交织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强烈的戏剧性，充满了英雄气概和抗争精神。整部交响曲把时代的英雄主题、个人与命运的抗争凝聚其中，表现出争取胜利的精神和信心。
《激辩》情节简单、节奏快而紧凑，通过围绕大桥“命运”的三场辩论演绎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话题，讲述了英雄为了个人、人民乃至国家的利益与残酷命运搏击的故事，再现和反思了历史与现实。《激辩》没有多余的舞美道具，没有繁复的舞台动作，没有雷人狗血的情节，全剧唇枪舌剑、高潮迭起。作为此剧的唯一配乐，《命运》直观准确地带给观众听觉体验和心理震撼，有效地配合和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更强调和深化了主题。所以主题上讲，话剧和配乐是一致的，都是“英雄对命运的抗争”。
《命运》庞大的结构依从于一个核心主题思想的有序发展和贯穿统一。个别乐章中的对比和发展部分都严格地服从于主题思想发展的要求，体现思想深化的过程。贝多芬还采用变奏和对位的手法，加强了音乐的戏剧性和张力。而乐章在结构分布上的精心安排和紧密联系，赋予了交响乐整体统一、浑然一体的雄伟气魄。
贝多芬称《命运》第一乐章的主题是“命运在敲门”。
乐章一开始出现的强有力的四个音符，就是“命运敲门声”的音型，这一“命运”四音动机是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话剧第三幕中的辩论最为激烈，是戏剧的高潮。《命运》第一乐章２次出现在话剧第二幕，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直观地提示了话剧中人物的“闯入式”登场，并引发了激辩，它在表象动作和精神内涵上和“命运叩响人生大门”的形象重合了。
“命运”主部主题简洁有力，在全曲中以不同面貌反复出现。在第一乐章中，这一主题与抒情风格的第二“英雄”主题展开持续斗争，“英雄”主题在斗争中历练和发展，转化为具有无限力量和英雄气概的音乐，但“命运”音型始终占据统治的地位。“英雄、命运、抗争”也是话剧第二幕的内容和主题，第二乐章中“命运”主部主题无休止地反复，在与“英雄”主题交替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转换调性，不断加强力度，亦是代表了话剧中桥、个人、政府、人民等众多形象的命运在层次上的不断上升，从而增加了话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第二幕结尾，茅以升用《命运》为朱家骅壮行，“命运”动机以最强的音响闯入，形成戏剧性高潮，暗示了命运的未知，也进一步刻画了勇于挑战命运的英雄形象，显示了战胜反动势力的坚强决心。
《命运》第二乐章 2 次出现在《激辩》第三幕，音、剧双方的主体内容都是哲思。第二乐章从积极转入抒情，表达了英雄的哲学沉思和坚定决心，与话剧第三幕中茅以升全面权衡、理性爱国的剧情发展保持了一致。《命运》辉煌、抒情的第二乐章采用了双主题的二重变奏曲式，抒情的双主题在四次变奏中体现了复杂的感情世界：平和的观察和深沉的思索，同温暖的感情和光明的幻想轮番交错，犹疑不定转化为坚定的决心。此乐章节奏步调安详，速度为行板，但仍暗藏着积极乐观的情绪，这和茅以升在《激辩》第三幕中复杂的心理变化是极度的相似。话剧第三幕是带有禅味的静谧的沉思，茅以升虽被政府打压得几近奔溃，但在对命运宣泄着不满情绪的同时心中仍保存着一份理性，那强烈的爱国情怀支撑着茅以升继续与命运抗争。在纷乱困扰，近乎残酷的现实面前，茅以升和朱家骅就整个中国的现状作了一番超越式的全观，放下了心理桎梏，得到了精神解脱。《命运》第二乐章中显示出的对生命的诗情画意的观照，在话剧中表现为茅以升“斗争中的思索”。
值得一提的是，《命运》第三乐章和第四乐章虽未在话剧中出现，却有着“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命运》的第三乐章是对命运的挑战，强烈的斗争情绪不断上升，升级为更加尖锐和激烈的抗争；第四乐章则是英雄的凯旋进行曲，表现了斗争的胜利给获得解放的人们带来的巨大欢乐。
这两个乐章的主体内容和结构安排，分别可以代表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和最终赢得的抗战胜利和国家解放。话剧落幕处，《命运》第一乐章持续演奏，让人联想到随后的第三、第四乐章。《命运》的主题和各乐章的内容，在此用隐含的形式，揭示了历史现实的后续发展。《命运》的结构安排与话剧最高层面的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变化，保持了内容和顺序上的同步一致。
二、音乐本体与话剧的匹配
那《命运》是通过什么实现与话剧主题、内容结构上的统一的？笔者认为主要是《命运》音乐本身的构成与特征起的作用。
首先从调式上分析，《命运》的第一乐章的主调式是 c小调，随着“斗争”主题的不断反复，调性也不断转换，直到在第二乐章上转变成了 C 大调的进行曲。求胜的抗争在这首交响曲中以小调转大调为象征，整个调式的变化和表现是上升的、积极的，给人以光明美好的精神体验，有助于话剧崇高向上的英雄主题的阐释。
从音乐节奏上看。《命运》的音乐主题节奏与话剧的剧情内容、主题节奏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命运》第一乐章从一开始就闯入惊心动魄的“命运”主题，通过辉煌的奏鸣曲式展示了一幅斗争的场面，充斥着激烈的力量冲突和强烈的冲击力。话剧中采用第一乐章的场次正是第二幕，正是三场辩论中最紧张的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三方进行的激烈争吵了。第一乐章的节奏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正好有利于这一幕爆发性情绪的表现，帮助剧情以猛烈的气势推进。而《命运》的第二乐章则两次出现在第三幕。这一幕是茅以升和朱家骅之间关于“爱国”的一场理性思辨，是一次谈话形式的反思，是安静的、深沉的。《命运》的第二乐章抒情而沉思，节奏柔缓，体现了英雄的感情世界：战斗后的静思和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互相交错，最后转化为坚定的决心。这与第三幕中两人较为平静的交心场景是符合的，与交谈的内容和结果也是切合的。
再分析音乐的演奏速度。《命运》不同乐章演奏的快慢符合话剧剧情本身节奏的表现。第一乐章是热情的快板，速度较快，正巧第一幕、第二幕中人物表演呈现动作快、语言快，剧情发展快的特点。第二乐章是抒情的行板，速度缓慢柔和。而第三幕中安静、闲适的谈话喝酒场面相较第二幕来讲，人物动作频率较缓、幅度较小。这样看来，《命运》各乐章的速度变化也是与话剧剧情发展相匹配的。
可以说，《命运》音乐本身的构成特征是有利《激辩》剧情表现的，换了别的配乐，恐怕达不到如此良好的效果，甚至有可能影响话剧的演出效果。
三、配乐引发反思
《命运》音乐的主题是与命运的抗争，但话剧的现实结局却是主人公对政府的屈从。话剧尾声中，《命运》第一乐章的主部旋律紧随着大桥的轰然倒塌而出现，在此处，音乐的出现首先成为一种反讽，引起反思。话剧的现实结局体现了《命运》标题的含义，是大桥和个人结局的好坏；而茅以升精神的升华则体现了《命运》隐含的深层意义，即“英雄对命运的抗争”，这里的“抗争”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命运》音乐的主题除了对命运的抗争，还有对胜利的展望。前面提到，《命运》的第三、第四乐章虽未在话剧中出现，但却起到了剧情的延伸和提示作用。抗战结束后，大桥得以修复，朱家骅重掌国民政府的大权，茅以升成为新中国着名的学者和桥梁设计师，并受命修建了武汉大桥，新中国成立，人民得到解放 剧中的几个主要形象虽然命运曲折，但最终的结局可以说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得到了彻底的胜利。《命运》作为话剧结尾处的背景音乐，伴随着茅以升的自白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那么，踏平坎坷、跨越鸿沟的桥梁是什么？是拼搏，是坚持，是奋斗！”，配乐与话剧的“英雄、抗争、命运”主题在此重合。此处的背景音乐不仅对真实历史现实的发展进行了昭示，更推动了主题思想的升华和延续，唤起观众对历史的反观和对命运的理性思考。《命运》的选用有助于《激辩》引发观众深刻的反思，正如编剧康尔教授所希望的，最终“给后人留下了意味深长、常说常新的话题，值得我们用艺术语言对其进行反思”。
《激辩三十八天》通过《命运》的配合，把时代的英雄主义、个人与命运的抗争凝聚剧中，表现了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配乐通过强烈的戏剧性、英雄性、哲理性使话剧波澜起伏、充满光明和思辨。交响曲雄辩地阐明了“从黑暗走向光明，通过斗争走向胜利”的真理，其深刻在于：从苦难和斗争上升到乐观和胜利不是着眼于个人，而是着眼于全人类争得自由的权利。这一深刻的主题思想通过《命运》音乐的构成及特征对《激辩三十八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并引发了观众对历史现实的反思。可以说，选用《命运》作为话剧《激辩三十八天》的配乐，是正确的、有益的、深刻的，是一次艺术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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