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金融，是自发产生的，处于正式金融体制之外，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之间相互的资金筹借活动，未纳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可见，在经历了2011年民间金融危机之后，民间金融将迎来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机遇。

Mckinnon and Shaw金融发展理论认为民间金融是经济二元结构在金融领域的一种表现。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指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两极分化差异，包括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和地理二元经济结构。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包括工业与农业、先进的现代部门与落后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等；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包括城镇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等。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三个自治州是贵州少数民族主要的集聚地，城镇化水平低，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尤为明显。这种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民间金融呈现出一些有别与其他地区的不同特征。如对普安县及台江县的民间金融调查显示，该地区民间金融借贷频率高，数额小，平均单次借贷额不超过1000元，每农户平均借贷额为4791元；另一项对安顺镇宁、关岭和紫云县三个民族自治县的216家农户的调查显示，三个县民间金融非常普遍，但借贷用途单一，多集中于消费性借贷，占借贷次数的68.5%，生产性用途借贷仅占31.5%。总之，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民族自治地区民间金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很显然，这些特征与该地区显着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紧密相联的。在我国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如浙江温州，经济发展水平高，二元经济结构弱，民间金融发展程度也高，这是否说明二元经济结构诱使了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还是民间金融的发展弱化了二元经济结构？那么，针对民族自治地区该如何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又该如何弱化二元经济结构，以促进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本文基于贵州三个民族自治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民间金融的关系，探讨其民间金融的规范与发展问题。

二、二元经济结构与民间金融相互影响的机理分析

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增加，更表现为结构的调整和提高。如今，我国面临着经济改革的纵深发展，即结构的调整与提高，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 “瓶颈”。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下，民间金融是金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金融二元结构 的弱化是二元经济结构弱化的前提和重要表现。二元经济结构和民间金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二元经济结构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兴起和发展，同时又成为民间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反过来，民间金融的发展也会弱化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对资金存量、流量的影响，引导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最终推动社会经济结构优化。

（一） 二元经济结构对民间金融的促进与制约

1． 民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对民间金融的促进

黔东南、黔西南、黔南三个自治州是贵州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地处偏远，经济发展缓慢，2010年三个自治州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平均值为4.33，其中黔西南达到了4.62，黔东南4.44，均高于贵州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水平4.28，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3。因此，贵州三个自治州是贵州城乡差异最大的地区之一，也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城乡经济的二元性直接表现为金融领域的二元性：一方面，国家为实现发展规划，利用正规金融“泵取”社会资源，支持重要的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农村地区和个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支持。特别是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考虑到成本核算和风险管理，经营重心转向中心城市，即使是以支持农业发展为工作重点的农业银行也缩减了在农村的业务。大量农村、乡镇网点的撤并，使农村金融服务进一步弱化，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力量不足，很难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县域经济内金融主体缺失严重。

这些散乱的资金需求只能转而依靠民间借贷、典当行等民间金融形式。因此，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国家金融制度、政策的选择和实施，但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央行2006年发布的报告肯定了民间金融“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对普安县和台江县的实地调查也显示，民族地区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相比，发生率达86.55%，规模上，民间金融借贷金额高达61.16%。同时，对安顺镇宁、关岭和紫云县的民间金融调查也发现，农户对民间金融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正规金融，通过信用社借贷的占10%，而希望通过民间金融借款的占92.8%。

2．二元经济结构对民间金融的制约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兴起和活跃，但同时也成为民间金融向更高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民间金融向现代化金融形式发展。城乡的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是一种隔离式发展，不可能同步并有机融合，必然使农村金融体制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民间金融及其形式发展被限制在特定地域和范围内，很难找到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契机。如普安县和台江县民间借贷中有组织的借贷仅占1/4，其余均为个人之间借贷，而有组织的借贷也主要是合会形式，钱庄、地下银行则很少见。民族自治地区落后的经济阻碍了民间金融向高层次的发展。其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维护了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歧视，阻碍了农村在金融改革中向更深领域发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在不触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开展的，继续维护和加强了已有的城乡差异壁垒，不会给农村民间金融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条件。如试点的小额信贷公司明确规定，经营范围限于本县区域内，更强化了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最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接受外来新的社会信息能力差，整体素质低，在就业、社会福利、医疗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将农民推给了民间金融，但同时，在法律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又对民间金融进行限制和打击，阻碍了民间金融新形式的出现和农民进行金融创新的动力。

（二） 民间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弱化

理论与实践证明，金融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推动力，金融发展的过程即是金融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能离开金融的支持与协同发展。民族自治地区二元经济结构显着的情况下，发展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意义重大。首先，民间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资金匮乏。在我国，多所有制成分、多经营形式、多经营层次并存的体制还将长期存在，众多中小型企业和农村数亿农户庞大的资金需求，相当大一部分还将求助于民间金融。随着商业银行的深入改革，县域、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数量不增反降，民间金融的进入则填补了正规金融退出造成的真空地带，为这些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其次，民间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正规金融的发展。一方面，民间金融给正规金融带来更多的竞争，对正规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民间金融资金提供对象多是小微企业、农民个体等，民间融资只是一个跳板，在其发展壮大后，会倾向于正规金融融资。可见，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带动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最后，民间金融融资手续简便，具有信息、地缘上的优势，更容易了解借贷者生产和资信状况，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资金投放到有还款能力的个人或预期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上。总之，民间金融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取得了数据上的证据。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2） 证明民间金融越发达的地区，私营企业数量越多。我国学者楼裕胜 （2009） 发现浙江农村民间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虽然农村民间金融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制约作用，但民间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效果显着。中央财经大学对我国地下金融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也证明了这一观点：2003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户通过农村民间金融取得的信贷规模比例分别是56.45%、55.47%、62.43%；中小企业通过非正规金融取得的信贷规模比例分别是33.99%、39.8%、43.1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经济越落后，民间金融作用越显着，经济越发达，民间金融作用越趋向减弱。因此，针对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而言，政府越应该大力支持民间金融发展，以促进小微和农村经济发展，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三、发展民族自治地区民间金融的政策建议

事物发展规律和国际民间金融发展经验说明，民间金融都有向规模化和正规化发展的路径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可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为民间金融向正规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显着的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更应抓住这一机遇，根据民间金融形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保证产权独立的前提下，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而不能一味强调风险，人为割断其自发地向规模化、规范化演进的路径。

（一） 鼓励民间金融形式创新

从金融发展历史来看，金融工具无一不来源于民间金融，经过逐步规范而成为成熟的金融产品。民间金融是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创新是民间金融发展的灵魂。我国民间金融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如集资、钱庄、银背、合会等。同时，民间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区域性强，在贵州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不同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应根据本地区特色和发展水平，区别发展。

对经济欠发达的民族自治地区来讲，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民间金融的发展又很落后，规模小，参与者分散，交易以传统方式为主，因此，作为民族自治地区的民间金融应以发展合作金融及小额信贷为主。实质上我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各种合会、抬会等都是合作金融的形式，政府应鼓励民间金融依据本地特殊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合作金融的形式，减少干预，引导其建立自下而上，真正贴近农户的金融网络。正在试点的小额信贷公司，以服务“三农”为主要的业务范围，但目前对其限制较多，如“只贷不存”，经营范围局限于本县区域内。但可喜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这无疑为民族自治地区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前景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 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监管和引导，促使其规范化运作

1．制定并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管理规章

国家至今还没有专门针对民间金融的完整立法，民间金融适用的法律依据散见于民法和合同法。因此，在国家出台完整立法之前，民族自治区地方政府有必要在与现有国家法律法规不冲突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对民间金融管理的规章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民间金融。依法保护自治地区民间金融正常的借贷活动，并依法解决产生的各种借贷纠纷及刑事案件，保护贷款人合法权益，同时严厉打击违法借贷行为，如高利贷，非法集资等，维护民间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运行。

2．建立民族自治地区民间金融统计监测系统

民族自治的地方政府应对民间金融运行情况、发展动向及时了解、掌握和引导。因此，建立民间金融信息采集系统，定期收集相关数据显得尤为重要。监测的重点应放在民间融资的规模、来源、方式、资金流向、借贷利率、信用状况、风险大小等，并据此对民间资本的投向进行必要的引导和优化，降低民间金融的市场风险，对高危的民间借贷行为和风险集中点发出预警，保证民间金融有序健康发展。这些统计监测数据也可用于分析民间金融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为货币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

（三） 倡导民族自治地区民间金融自律管理，建立行业自律机制

自律管理历来是各行各业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民间金融规模小而分散、分布广而总量大，政府监管难度大，不可能全面而周到。借鉴其他行业发展经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各民族自治地区民间金融行业协会，授予行业协会一定的监督管理权力，并为本行业的发展提供服务、沟通、咨询和协调，加强民间金融行业的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其为社会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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