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武德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公定、安民、和众、丰财”.“武德产生于战争，但不只属于军人，当它以普遍的形式出现时，便转化为一般人民群众所具有和提倡的一种美德”.就像武术的早期含义是军事一样，武德的初始含义主要用在军事领域。如《孙膑兵法》所概括的“德行者，兵之厚积也”和“故德者，兵之手也”.随着武术向民间的发展以及社会思想的进步，民间武德思想开始出现，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他认为“信廉仁勇”是“传兵论剑”的前提，同时认为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可以“治身”“、应变”.纵观中国武术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武术实际上是一个二元化的结构，而不是一元化系统。最原始的氏族、部落战争催生了军事武术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武术勃兴，标志着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并列发展的二元结构已经形成。文章主要按时间段的划分对民间传统武德进行阐述。
2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为创造出瑰丽的学术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时期，汉字的出现与发展，奠定了学术文化传播的工具，“百家争鸣”以及“三玄”“、四书”“、五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墨经》等具有“根源性影响”着作---“元典”的出现，营造出中国文化的繁盛局面，常被研究者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期”,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为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和营养。如“:儒家思想中的‘仁’、中庸、‘道家思想中’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墨家的’尚力思想等都对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时人们大多有极为健壮的身体，像猛士孟贲一样。如“资辨捷疾，闻见其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殷纣王帝辛[1];周宣王自称自己的力量“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2].不但如此，此时的人们往往不惜性命，敢于冒险且公平竞争、崇敬强者。如《韩非子·外储说》记载“:少室周为赵襄王力士，与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王，以自代也”.比武败给对手，不但心服，还向自己的主人推荐对手代替自己的地位。
与此同时，受道家思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以奇用兵”的影响，出现了“柔弱胜刚强”、“以巧取胜”的思想，如：“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荀子。议兵《庄子》这段关于徒手搏斗的描述明确的提出了“以巧斗力者”,且借用了“阴阳”的概念。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武德思想主要表现在“公平信义、勇武刚健、不惜性命、柔弱胜刚强”等习武人群对个人的技击技术和品质的思考上。
3 秦汉至隋唐
（1）秦汉至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是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过渡期，该阶段的中国学术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三个阶段，此时尚武风气仍在延续，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玄学的出现，佛学的中国化以及在佛教刺激下道教的出现等为武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2）秦汉时期，武术的内容更加丰富，手搏、击剑、射箭等实用之术取得了新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中“,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3],司马迁的这一段文字描述，是中国古代关于对习武之德行最直接的描述，是武术理论发展的精髓，对武德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正式的提出了对习武之人“德”的要求，对以后武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民族迁徙杂局，为各民族的交流提供了辽阔的舞台，汉族与鲜卑等民族之间常展开武术比赛和交流，推动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录有宋颜廷年《皇太子释奠会作诗》中“武术”一词正式出现。此时的武术活动在习练过程中，出现了对功法的重视，如“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不但如此，武术技击中还出现了“口诀要术”、“秘法”、“谱”,说明比武活动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武术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外“自晋代以来，始以木剑代刃剑”的描写，可见比武代用品的出现，提高了比武的安全性，对武术的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从侧面反应人们练武德行的进步。
（4）隋唐时期，“国家再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南北文化在统一的国家中互相补充，中外文化在开放的局面下广泛交流”中国武术在“互相补充”、“广泛交流”的时代氛围中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唐代咏侠诗大量涌现、武侠小说兴起，尚武崇侠，武术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如唐人崔融说的，侠风所向，诸豪们“轻死重义，结党连释，暗鸣则弯弓，睚眦则推制”[4].侠所体现的是“救人于厄，振人不瞻”轻死重义的道德风范。
综上所述，该时期的武德思想主要表现为：（1）信、廉、仁、勇的正式提出，对武德的要求更加具体；（2）对武术技击术进行整理和概括，习武、用武思想开始向系统化发展；（3）侠风范体现的是武德的内涵
4 宋元明清
由于宋明理学的影响、颜元等思想家对武术的提倡，元、清两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王朝的出现，以及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等原因，宋元明清时期，武术发展的“轴心期”来临，拳种大量出现，门派林立、武术与气功养生学结合日益紧密、武术着作大量问世，并形成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本框架的理论体系。
此时武德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代，讲究“艺体用”三合一的传统武术界出现了“八打八不打”的说法，其中以《罗汉行功短打》和《棍棒鞭全谱》最为着名。《罗汉行功短打》对武术允许击打和不允许击打的部位进行了总结，出现了所谓的“八打八不打”.其“八打”为：一打眉头双眼，二打唇上人中。三打穿腮耳门，四打背后骨缝。五打肋内肺腑，六打撩阴高骨。七打鹤膝虎头，八打破骨千金。其“八不打”为：一不打太阳为首，二不打对正锁口。
三不打中心丙壁，四不打两肋太极。五不打海底撩阴，六不打两肾对心。七不打尾闾风府，八不打两耳扇风。
《棍棒鞭全谱》中的八打为：一打太阳为首，二打唇上人中。
三打单耳扇风，四打破骨千斤。五打两旁肋梢，六打撩阴高骨。七打尾吕风府，八打破膝千金。
其“八不打”为：一不打顶穴，二不打扇风。三不打锁口，四不打心口。五不打后心，六不打两肋。七不打胆（丹）田，八不打取宝。
虽然两书关于“八打八不打”的部位总结并不一致，但不管怎样“,八打八不打”对武术击打的部位进行了约束，这种约束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传统武术“武德”的问题，它更好地体现了传统武术“制服而不制残”的特点。
又如，沧州的六合拳有“十不传”、程式高派八卦掌有“练艺规矩十条”和“三不教”之说，明代峨眉枪传人程真如提出了“不仁者不予传，谈元（玄）授道，贵乎择人”的拳学主张。清初黄百家在《内家拳法》中提出的“五不可传者”,即心险、好斗、狂酒、轻露、骨柔质钝者不传。这些都是对武德的具体阐释。此时期对击打部位、选材和传授武术都做了具体的规定，此时期的武德具有“门派”的特征。
5 近现代
（1）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受“抵抗外来侵略，保卫中华”、“强国保种”、“体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近代中国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民间武术兴起，逐渐成为一种综合实用技术。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拳勇技击，与西洋的飞机大炮，有同等作用。”1909 年，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的“精武体育会”目的就是为了强国强种。马良主持创编的《中华新武术》、以陈英士为首的同盟会邀请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以及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建立，都以提倡和发扬武术、救国救民为宗旨。这一时期，武术运动表现出空前一致的价值取向即抵抗侵略、救国救民。此时武德的突出表现在已经突破个体、门派和拳种的局限，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较先前的武德进了一步。
（2）新中国成立到现今，中国的武术发展迎来了春天，武术事业的发展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同时武德也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此时的武德突破了门规戒律的限制，发展为社会主义的新武德。要求习武者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热爱祖国，保护人民、文明礼让，见义勇为、尊老爱幼，尊师重道、勤学苦练，敬业求精等，做文武双全、爱国爱民的新一代武术人才。
武德是中国武术伦理道德的核心，武术训练本身也是道德情操、伦理哲学的修炼过程，更是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过程，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应推崇武术运动所沉淀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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