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达国家人口转型和生育率下降特征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口的预期寿命非常短，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高，人口增长率较低。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卫生保健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有所下降，而后者下降得更快，直接引起人口加速增长，这也被称为人口转型。由发达国家发端的人口转型，逐渐扩展到全球其他国家，由此带来了许多变化。全球人口规模从 1800 年的 9. 8亿增长到 2000 年的 60. 7 亿，增长 5 倍多; 总和生育率从1800 年的 6. 0 下降到 2000 年的 2. 7; 人口年均增长率从1800 年的 0. 51% 提高到 2000 年的 1. 22% ; 人口结构老龄化显著提升，老年人规模大约提高了数十倍，而儿童和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对下降; 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新生人口预期寿命从 1800 年的 27 岁提高到 2000 年的 65 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经历了一段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一度上升。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生育高峰逐渐消退，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显著的人口转型过程，人口生育率重新开始下降。70 年代前后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替代率水平\\(2. 1\\) 以下，80 年代北美和澳大利亚人口生育率下降到替代率水平以下。
据联合国 2011 年的报告，目前除土耳其以外，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生育率都在替代率水平以下。表 1 给出了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口生育、新生人口预期寿命和人口增长率的统计描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七个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其中加拿大从 1960 年代的 3. 57 下降到 2005 年之后的 1. 64，日本更是从 2. 05 下降到 1. 34 的低水平。从 2005 －2010 年的生育率水平看，美国 2. 08 的生育率水平，在七国之中处于最高。与此同时，新生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最显著的是日本，从 1960 年的 67. 7 岁提高到2005 年的81. 9 岁，提高了14. 2 岁。其次，加拿大、法国以及意大利等国，2005 年新生人口的预期寿命都超过了 80 岁。
受人口生育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影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部分国家的人口增长甚至出现负趋势。德国和日本的人口增长分别从 1960 － 65 时期的0. 84% 、1. 26% ，下降到 2005 － 2010 的 － 0. 15 和 － 0. 04，由正增长逆转为负人口增长趋势。实际上，发达国家当前不仅人口增长率非常低，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非常严重。
二、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到较高的水平，但是人口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并没有出现人口增长失控的状况。这种人口发展趋势特征，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
第一，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成年人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比较高。发达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应地劳动者也都具有较高的工资收入。育龄人口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收入增长速度快、职业上升机会多。此时，如果选择生育小孩，那么就需要在一定时限内放弃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潜在的升职机会，这是育龄人口生育小孩面临的机会成本。如果不考虑家庭文化传统，仅考虑经济收入因素，理性的家庭夫妇就会进行一定的权衡，或者选择不生育小孩，或者选择推迟生育。因此，越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其育龄人口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越高，生育意愿就会越低，总体生育率自然会降低。
第二，发达国家具有较丰富的高质量教育资源，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机会多。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高，能够有较多的经费投入教育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世界知识创新的前沿，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高，各级教育具有较高的附加质量。由贝克尔等人提出的家庭经济学理论表明，在有限的家庭预算约束条件下，家庭会在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提高子女能力素质方面进行权衡，如果提高子女素质的相对成本更低，家庭自然会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生育更少的孩子数量，转而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子女教育和能力拓展，以提高其未来的竞争力。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了良好的公立教育系统，为教育发展提高大量财政经费，家庭的教育负担相对较轻。因此，家庭存在较强的少生优生的激励，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更好地培养后代子女。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比较高。1975 年前后，发达国家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 年，其中完成了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 8%; 到 2010 年，发达国家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到 11 年，完成了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 16. 6%，完成了中等教育的比例为 63. 9%。
第三，发达国家具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传统社会，“养儿防老”是家庭养育子女的重要动机。不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每一个家庭都要面临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每一代人都有养老的需求。在社会化养老保障网络建立以前，有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家庭式养老，是最值得依靠的保障方式。
既然需要子女赡养，那么在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阶段，生育更多子女来弥补质量不足称为家庭自然而然的选择。随着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传统家庭式养老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成年人“养儿防老”的需求自然会降低。发达国家普遍具有高度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因此相应地生育意愿比较低，从而生育率也逐渐降低。
三、政策启示
从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过程来看，人口转型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漫长过程，即使政府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其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也出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不仅人口增长规模下降，而且人口平均素质不断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助力甚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演变过程，对我国新时期人口政策的调整与规范具有重要的经验参考。
首先，人口总量规模和增长率，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单向负相关或正相关的关系。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早期的人口增长并没有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负担，而是为产业革命的相继发生，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随着各级教育的普及，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和技能储备不断增加，经济产业结构也持续地从农业向工业转型、再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必要的人口规模与增长速度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毕竟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最终还是需要人来完成。然而，有迹象表明，人口结构老龄化和负增长，可能会构成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便是鲜明的例证，日本经济已经持续低迷二十年，造成这一后果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与日本人口结构和增长趋势低缓的关系也很密切。
其次，要降低人口生育率，有许多政策手段可供选择。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发展和转型，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等多方条件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的水平阶段，即使不出台任何人口干预政策，人口规模也不会如人口转型早期那般快速增长。因为，市场经济中的家庭必须要面临家庭资源有限性的约束，而养育子女需要花费大量的家庭资源，一般情况下，家庭并不是生育越多子女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最优生育水平。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市场条件下生育并培养子女的成本必然上升，家庭最优生育水平必然随之下降。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要以这一规律为基础，未来可以根据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的改善，不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最终全面放开，让家庭的自愿生育计划代替国家强制性生育计划。
第三，当前人口政策的重点方向，应该是更好地改善教育质量以提高青年人口的素质，以及更好地保障低收入老年人群。一旦人口生育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如果教育机会供给不足、教育质量不高，导致青年一代人口受教育水平没能及时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基础将会变得异常薄弱，最终损害的是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少生优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重点内容，目前我国已经达到了“少生”的要求，而“优生”目标的实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尤其是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从这个角度看，发展高质量的教育、扩大教育普及率，是新时期人口工作的重点。而且，随着计划生育第一代夫妇相继进入退休年龄阶段，这一群体的养老保障也是政策需要重点考虑的对象。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改善教育、提供社会养老保障能够有效实现人口转型的政策目标。
未来，我国需要在这两方面共同努力，为人口工作实现科学发展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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