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进一步明确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市场、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改革，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又是扭转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保障。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同时能够降低环境污染，因此技术创新直接关系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否能够实现。市场化程度代表着市场力量的强弱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优劣，反映了市场机制在推动行为主体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技术创新是一项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活动，在确定从事什么创新、什么时候创新、以什么方式创新、给创新者以什么样的回报时，也即研发投入如何配置时，有效的市场机制都能为之提供有益信息，这种信息是计划或规划无法鞭长莫及的。环境规制是政府为了降低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性而制定的一系列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与措施，目的是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有效地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在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通过刺激社会的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发挥又依赖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即使是同样的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市场化进程步伐较为缓慢，同时也是我国的生态屏障。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但这些经济发展成果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随着西部开发的不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还会更加突出。鉴于此，文章将从市场化进程的视角，实证分析西北地区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对西部地区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做一些初步的探索，为西部地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技术创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即利用劳动和资本创新出新知识的过程，因此一般研发投入是指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关于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如李平、慕绣如（2013）研究发现研发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都显着地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王鹏、郭永芹（2013）研究表明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和科技活动人员数都产生了正面影响，且当二者分别上升 1%时，专利授权量将分别上升 9.04%、1.30%.部分学者认为研发资本投入能够显着地促进技术创新，研发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则不显着。如江珂、卢现祥（2011）[1]研究发现科技活动经费对技术创新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科技活动经费每增加 1%,专利授权总量将增加 0.485%,而科技人员数对专利授权数量影响不明显。沈能、刘凤朝（2011）[2]研究发现科技活动经费对技术创新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科技活动经费每增加 1%,专利授权总量将增加 0.42%.但是科技人员数对专利授权数量影响不明显，表明我国技术创新产出更多靠的是研发资本的大量投入，劳动投入的科研效率普遍不高的现象值得关注。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传统主义者基于静态标准，即企业的资源配置、技术和消费需求等都在固定的情况下，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研发投入减少，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损害企业竞争力。代表性的研究有：Gollop & Robert（1983）[3]通过对美国 1973- 1979 年期间实施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政策效果的研究分析，发现给政策促使电力企业使用部分低硫煤作为替代能源，最终导致美国电力产业生存率增长下降 0.59%;Barbera &McConnell（1990）[4]通过对美国1960- 1980 年期间的钢铁、化工、造纸、有色金属等产业的研究发现，污染治理投资使得这些产业生产率下降了 10%~30%.

Porter（1991）[5]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认为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即着名的“波特假说”.支持此观点的研究主要有：Berman &Bui（2001）[6]通过研究 1982- 1992 年空气质量规制对美国洛杉矶地区石油冶炼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样本期间受规制企业的生产率上升幅度较大，同期未受规制企业的生产率则处于下降趋势。马海良、黄德春、姚惠泽（2012）[7]研究发现在 1995- 2008年期间长三角经济区域的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生的正向效应超过了成本增加引起的负向效应，且在即期和滞后期都能够显着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明显：Jaffe & Palmer（1997）[8]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整体研发支出有显着的正向效应，但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因此环境规制政策所引致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

王动、王国印（2011）和沈能、刘凤朝（2011）[2]等的研究都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着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而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原因是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得到支持。

从环境规制工具分类视角对环境规制政策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Weitzman（1974）[9]最早从理论上证明了当预期边际减污成本曲线比预期边际减污收益曲线陡峭时，采用税收手段比单纯采用命令与控制的手段更有利于企业。Magat（1978）[10]、Milliman& Prince（1989）[11]经过研究发现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如排污收费或可交易许可等，相比于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比如规制者规定一个固定的排污量，更能刺激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有：马富萍、郭晓川、茶娜（2011）[12]通过对 201 家资源型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经济绩效和生态绩效的正向影响都不显着，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经济绩效和生态绩效都有显着正向影响。贾瑞跃、魏玖长、赵定涛等（2013）[13]运用基于 DEA 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2003- 2012 年中国各省份的生产技术进步指数，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生产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和以环境信息披露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生产技术进步具有显着地推动作用。原毅军、刘柳（2013）将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通过对 2004- 2010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 （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无显着影响，而投资型环境规制显着推进经济增长。

技术创新过程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成果具有外部的公共品特征，技术创新依赖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为新技术合理的定价，降低技术成果的外溢风险，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模仿，因此市场化进程意味着交易成本、激励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对技术创新要素资源配置的扭曲无效。在研究市场化进程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的实证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Grossman,Gene M.,Lai（2004）[14]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较强的市场竞争环境能够有效刺激企业研发资金的持续投入。Yang,Lei,Maskus（2009）[15]等认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能够有效规避简单和重复的技术模仿，促进研发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冯宗宪、王青、侯晓辉（2011）[16]等用两阶段半参数DEA 方法对中国 30 个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对创新的技术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创新的规模效率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何一鸣、高少慧（2013）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通过非国有经济的成长、贸易自由化的加快和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等方式是促进了市场竞争，从而推动了广州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也有少数学者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影响，比如刘和东（2010）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与创新效率之间具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对研发投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忽略了我国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市场化进程这一重要制度环境对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的影响，二是对环境规制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研究较少。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文章从市场化进程的视角出发，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和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三、模型与数据

1.计量模型的设定

技术创新的过程就是利用劳动、资本等创造出新知识的过程。由于技术创新具有积累作用，本期的技术水平一般和上期的技术水平有关，因此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InIit=a0+a1InIit-1+a2InKit+a3InLit+uit（1）为了在市场化进程视角下考察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Iit=a0+a1lnIit-1+a2lnKit+a3lnLit+a4MARit+uit（2）为考察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Iit=a0+a1lnIit-1+a2lnSTSit+a3lnPWit+a4XFit+uit（3）为了在市场化进程视角下考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Iit=a0+a1lnIit-1+a2lnSTSit+a3lnPWit+a4XFit+a5MARit+uit（4）其中，i 代表地区，t 代表年份，a0,a1,a2,a3,a4,a5均为待估参数。I 表示技术创新的产出，K 表示技术创新的资本投入，L 表示技术创新的劳动投入。STS 表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PW 表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XF 表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MAR 表示市场化指数，u 是随机误差项。

由于经对数化处理后的数据能够消除数据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且不会改变原始数据的特性，因此模型中应用各变量的对数化形式。

2.变量、数据来源和估计方法

文章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1999- 2011 年，包括我国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在计量过程中将西藏地区删除。下面对实证分析所涉及的变量作简要说明。

（1） 技术创新的度量目前学术界关于技术创新的度量指标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专利是被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专利授权量能够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和综合科技能力，且在各种研究开发中，专利的数据较为全面，具有可得性，文章选择专利授权量作为技术创新产出（I）的衡量指标。

（2） 研发投入的度量研发投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L）。资本投入用研究和开发机构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劳动投入用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文章以 1999 年为基期，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研究和开发机构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总额进行平减。

（3） 环境规制的度量考虑到环境规制较为笼统，结合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践，文章从环境规制工具的视角更为具体的来研究各类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环境规制工具的分类方法很多，文章采用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国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直接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规范和干预。在诸多环境政策中，“三同时制度”是中国首创的环境规制制度，要求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进而防止项目建设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助于项目建成投产后排放的污染物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中国目前防止新污染源产生的有力手段，同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文章将西部地区各省历年三同时执行合格率（STS）作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指标。

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价格、税收、收费、补贴及信贷等市场信号来影响排污者的行为决策。排污收费制度目前是中国最主要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指依据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超过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按标准征收费用的制度。因此文章采用排污费（PW）来衡量各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力度。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文章以 1999 年为基期，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排污费总额进行平减。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管理实践中，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越来越重要。公众是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是环境有效实施的重要力量。公众可以对环境污染行为主体进行监督并施加压力，因而是提高环境规制效率的重要手段。依据数据的可得性及代表性，文章采用环境信访量（XF）来作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指标。

（4） 市场化指数市场化的测度指标取决于人们对市场化的理解和资料获取可行性的考虑。国内学者对我国市场化程度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代表性的有卢中原和胡鞍钢（1993）[17]、陈宗胜（1999）[18]、樊纲和王小鲁（2011）[19]等的市场化程度测度，文章拟采用樊纲等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数据。该指数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来衡量市场化的进展，指数体系中既有对各省份的市场化进程的横向比较，又有沿时间序列的纵向对比，为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提供了基础条件。由于该研究公布的市场化指数截止到 2009 年，鉴于文章研究需要，由作者根据 2009 年相对于 2008 年的变化率测算得到 2010 年和 2011 年的数据。

3.估计方法

由于在模型中纳入了技术创新的滞后一期来反映技术创新的动态累积效应，因此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如果使用一般的面板回归方法（如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 有可能会得到有偏误的估计结果，因此我们采用系统广义矩（SYS- 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SYS- GMM估计方法分为一步估计法和两步估计法，一般来说在有限样本条件下，两步 SYS- GMM估计方法能更好地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因此采用两步 SYS- GMM估计方法。

采用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 SYS- GMM估计的工具变量，采用 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和 AR（1）、AR（2）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四、实证分析

利用 stata12.0 对模型进行了 SYS- GMM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2.从整体上来看，四个模型整体显着性检验 Wald 的 p 值均为 0,说明模型整体是很显着的。AR（1）检验表明模型存在一阶序列相关，AR（2）检验表明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hansen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中的工具变量选择满足过度识别约束条件，表明整体计量方程是有效的。4 个方程中技术创新滞后项在 1%的水平上均高度显着证明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动态持续性，当期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模型（2）和（4）中市场化进程的系数都显着为正，说明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模型（1）中在不考虑市场化进程因素的条件下，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且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劳动投入的 4.5 倍。这与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演变和市场化改革的互动过程是相符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产业技术经历了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历程，大多数产业的技术引进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在技术引进阶段需要更多的是资本投入，而中国的市场体制在 90 年代中后期才基本建立。模型（2）在考虑市场因素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下降，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幅上升，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率达到了资本投入的 5.6 倍，市场化进程显着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资本投入作用下降的原因应该在于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资本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资本投入的配置主要由政府决定。与处于市场中心的企业相比，政府远离技术发展发展前沿和生产一线，缺乏足够的信息、能力和动机去判明技术创新的发展前沿，在选择技术创新资助项目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滞后性强、失误率高等问题；还有资本分配过程处于一个利益相关者争夺稀缺资源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寻租的行为会扭曲政府对技术创新资本投入的配置，导致技术创新资本投入的配置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这与冯宗宪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劳动投入作用上升的原因应该在于市场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激励劳动者更积极地投入到研发工作中，提高了企业引进人才进行研发的动力。

从环境规制的视角来看，在考虑和不考虑市场因素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都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显着为正。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作用不显着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下，政府要为企业规定一个特定的排污量或者要求执行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企业只需被动执行即可，而不能从发明或采用更低减污成本的污染控制技术中获益，因而就失去了进行技术创新以降低污染的动力；二是政府在规定特定的排污量或者要求企业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时，首先必须掌握每个企业的排污信息和技术信息，以及每个企业所面临的守法成本的详细信息，显然这样的信息政府是不可能获取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化进程缓慢的西部地区政府对这些信息的获取更是有限，这种情况下制定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的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的因素固然有公众参与意识不高等原因，但从市场化进程视角来看，可以说是因为参与成本太高和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一方面，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基础是拥有相关的环境信息，但现实情况却是政府和企业掌握着环境信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不愿主动公开环境信息，环境信息的公开与否以及公开内容主要由政府决定，而政府出于对经济绩效的追求，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积极性并不高，这就使公众在环境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被动，获取环境信息的难度高、成本更高；另一方面，公众缺乏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渠道。一般来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官方组织的环保行为，二是民间团体组织的环保行为，三是公众个人实施的环保行为。官方组织的环保行为是我国公众参与的主要渠道，但收效甚微，比如在项目论证时发放问卷给特定的公众，在项目评价报告书中罗列公众意见，但这些公众意见对决策没有影响，仅仅是一种摆设。就民间环保团体组织而言，大多依据行政部门的分工设立，与政府联系紧密，不太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少数自发成立的环保团体普遍存在能力不足和资金不足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可想而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鼓励通过市场信号来影响企业的行为决策，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大的收益，会积极去发明或采用更为经济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术。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就越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是转型经济背景下实现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也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效率，有针对性地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用技术创新推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文章对 1999- 2011 年我国西部 11 个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期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考虑市场化进程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下降，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幅上升；在考虑和不考虑市场化进程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都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显着为正。这表明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研发资本投入的配置效率没有影响，却大大提高了研发劳动投入的利用效率，同时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没有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快推进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能够为技术创新提高更有序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吸引异地企业的技术转移和创新成果外溢，能够有效促进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另外，也能够为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更为完善的信息，为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提供良好的条件，从而增强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果。二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市场在资本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对研发资本投入的过度干预阻碍了研发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既可以促进研发资本投入的优化，又可以吸引政府以外的更多资本投入到研发活动中，为技术创新提供更丰裕的资金，提高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三是有针对性地调整环境规制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命令型环境规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并在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中逐步减少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使用，增加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使用；加快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等制度建设，为公众有效参与环境管理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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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能，刘凤朝。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J].中国软科学，2012（4）：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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