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走势
（一）2013年与2012年经济趋势特征较为相似
2013年与2012年经济运行均是在经历了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增长”并企稳回升。具体而言，2012年经济低谷是在第三季度，此后在四季度随政策刺激逐步显效，GDP反弹至7.8%。2013年则是经历了上半年经济逐季走弱，6月份“钱荒”，以及确定经济增速“合理区间”，防止划出“下限”之后，国家随即推出一系列“微刺激”的政策组合稳定市场预期，三季度GDP企稳回升反弹至7.8%，创下六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工业、外贸也同步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9.6%，占中国经济规模达40%的工业的反弹对经济产出的整体反弹起着重要作用；前9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3.5%，1~9月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各项数据回暖显示“稳增长”政策显效。
（二）2013年中国经济回升受制于内外多重因素
然而，中国宏观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内在增长动力不足，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制约着经济回升的高度。
1.经济回升驱动力主要是政府投资驱动为主
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2%，较上年同期放缓0.3个百分点，但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同比加快约1.4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4.2%，增幅同比加快11.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19.7%，增幅同比加快4.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仅增长18.5%，增幅同比放缓5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强，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5.8%，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但问题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成分过大，在带动了2012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反弹之后，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延续到了2013年的前三个季度。高达近25%的增速已经是自2010年来的最高值。与制造业投资不同，高速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可持续，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
2.产能周期制约着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从产能周期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规模投资释放的产能，且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持续存在：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当中，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与此同时，尽管产能呈现大面积过剩，但过剩行业的投资仍在增长，而且大部分为现有水平的重复投资，新的中低端产能继续积累，不能指望在未消化完过剩产能的前提下开启新一轮产能周期。
3.发达经济体复苏给中国增长前景带来压力
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经济复苏或滞后于发达经济体系复苏。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能普遍增强，对中国形成新挑战：一是由于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启动,主要发达经济体率先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私人/公共部门“去杠杆化”和制造业“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效果初显。美国制造业出现加速回流迹象，欧洲、日本出口竞争力明显回升。二是发达国家加快制定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如美欧加快制定TPP、TTIP等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各国倾向于通过保护本土企业、促进就业的做法重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发达经济延续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超额流动性前所未有，自2012年5月以来，全球M2货币供应量迄今为止已经增加3万亿美元左右，增长了4.6%，而随着美联储可能在明年启动量化宽松退出步伐,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将加大中国经济复苏进程、货币政策操作以及结构转型的压力。
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三个悖论”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放缓的通道，几乎每一次周期性上升都很快遇到了结构性下行的阻力。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同样外部冲击，经济结构性矛盾会将其放大。
（一）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
我们认为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新拐点，主要体现在：一是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逐季下台阶，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2011年一季度开始连续11个季度增速下行标志着中国进入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1997~2001年为第一个“调整型增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七上八下”的新阶段。二是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随着“人口红利”优势逐步衰减，未来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整体经济生产要素成本趋势性上升，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三是宏观债务金融风险不断累积，进入前期政策消化期。随着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各类举债陆续进入清偿期，据统计，2013年全国地方债务到期还款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约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随着平台融资集中到期，未来两年到期债务规模增长更快，而财政收入增幅则难以大幅提升，届时地方政府以及融资平台将面临更大还本付息的压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控风险”宏观调控目标进一步突出。
（二）中国宏观经济中值得高度重视的“三个悖论”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并出现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三个相互矛盾和背离的现象（我们称其为“三个悖论”），使得多重调控目标间存在着政策冲突。
1.美国等发达国家复苏与中国外需增长出现明显背离
近两年，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金融贸易格局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必须高度关注来自于外部的新挑战。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经济复苏依然比较缓慢，美国经济开始显露出由“弱势低速增长”实现向增长趋势上行转变的新迹象。美国经济复苏的实现有别于危机前的增长逻辑———“产能与供给复苏、进口替代”。美国引领全球制造业变革,以页岩气、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产业化和以汽车为代表的耐用品制造业复兴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消费和资本品的自主生产率明显上升。2011~2012年制造业GDP平均增速达到4.3%，已经超过2002~2007年平均水平4.1%，其中耐用品制造业GDP平均增速达到8%，远远超过了2002~2007年平均水平5.7%，也高于1992~2000年平均增速7.2%。
另据美国商务部数据计算，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涨，以及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11年至2013年1~6月份，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累计下降2个百分点，其中纺织服装、鞋、箱包等商品的市场份额累计下降4.8个百分点，家具下降3.5个百分点。2011~201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年均增长8%，而从更具技术水平的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4.7%和10.2%，从更具成本优势的南亚进口年均增速达到14.5%；今年1~7月，美国从中国进口同比仅增长2.5%，而同期美国从德国和法国进口增速分别达到6.4%和5.9%，从日本进口按美元价衡量同比下降6.3%，但以日元衡量同比增长20.7%，从南亚地区进口增长5.2%，均高于从中国进口的增速，中美贸易“脱钩”迹象开始显现。
中美之间贸易脱钩进程的加快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上半年，我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可能预示发达国家此轮经济复苏和需求回升对中国出口拉动力相比过去几年可能明显减弱，中国依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益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产业升级模式面临新挑战。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投资边际产出出现明显背离
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投资产出弹性逐年下降，已由2002年的4.1降至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金周转大幅度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但现金流创造能力却大幅度下降，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
此外，根据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测算的债务弹性系数（总债务增量/GDP增量），自2009年之后明显抬升。2012年债务弹性系数是3.2，这意味着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需要3.2个单位的债务扩张，而2004~2008年该弹性系数仅在1左右波动，2013年债务弹性系数还将处于高位。IMF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这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社科院金融所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50%~70%的平均水平。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实体部门利润增速下滑，偿债能力下降导致企业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风险加大。
3.社会融资（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速出现明显背离
近几年，以实际产出衡量，货币信贷的产出效率出现大幅下降，无论是社会融资总量还是新增信贷，增速都较快，但反映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却出现下降，社会融资（信贷）增速与实体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背离，主要体现在：
其一，金融对实体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金融部门制造业利润鸿沟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过60%，利润占到35%；而268家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41%，利润仅占20%左右。此外，2013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以及金融属性的凸显，使其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收益进一步拉大。
其二，货币金融产出效率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经济产出效率由2008年的0.63下降至2012年的0.51，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近20%。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映了一定量的货币供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下降，即货币扩张对经济产出效果和效率的下降。
其三，“金融错配”推升融资利率水平。中国金融信贷资金投放存在“重大轻小”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大，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其中房地产业的杠杆率创历史新高。今年二季度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占居民消费类和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的2/3,随着央行收紧货币，银行体系资金面维持偏紧状态，尽管目前银行间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已从6月份“钱荒”时的7%左右的异常高位回落，但仍处于4%的历史高位，制造业微利难以覆盖资金成本，如果长期资金利率居高不下势必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
三、把握经济“黄金平衡点”需要创新宏观管理思路
事实上，单纯内需拉动增长，讨论的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出口不行了，看投资，投资不行了，看消费，但是我们很少关注供给端的影响，即考虑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生产效率新组合。十八大三中全会的整体改革方案将带来影响中国十年的全局性改革。但我们认为，除了深化改革之外，新阶段需要创新宏观管理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推动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升级。
（一）以“价值链战略”为核心塑造中国竞争新优势
未来十年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须以“价值链战略”为导向，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1.积极构建国家价值链，提升参与国际分工水平
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构建国内价值链。首先，尽快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加快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从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的传递速度，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原有产业的结合度；其次，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加强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最后，按照“十二五”规划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进内外资加工贸易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加工贸易产业分类评估，明确细化禁止、限制类产业目录建立准入退出机制，通过财税、金融、品牌认证等手段加大引导力度，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
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控制力
建议研究制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出台相应的扶持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配套政策，以及“走出去”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并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国家转移。政府除了在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3.多向产品内分工倾斜，着力增强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通过研究发现，进口零部件与成套设备的溢出和带动作用差别很大。政府应该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短期内，政府还应鼓励成套机器设备进口，加速国内陈旧设备的更新，增加国内资本积累，但从长期看，应该提高科研经费的投入和效率，鼓励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避免进口中间品对自主创新研发的替代。
4.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
加快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一是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国家应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三是针对我国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现状，建议应排除地方利益和市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保障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并且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建设一批报税物流园区和仓库，提升产业配套和产业集群水平，优化贸易链的区域布局。四是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防止东部地区对产业水平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
（二）大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投资效率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可挖掘。未来五年，中国需以大力提高中国投资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
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三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四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深入贯彻落实“新非公36条”，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促进民间投资更多进入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
（三）以金融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未来几年在货币当局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并立
足于“控制增量，优化存量”的大背景下，金融改革的战略取向和路径应当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展开：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形成使实际利率与汇率提高到能够真实反映资本和外汇稀缺程度即供求均衡的水平，加快形成中国市场基础利率体系;二是以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和多元金融工具加速推进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同时为高新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战略新兴产业、城镇化提供金融体系支持；三是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培育中小或小微银行信贷体系，推进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防止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资源的过度挤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