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事件，一部分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但大多数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并没有丧失信心，在面对苏联解体时，没有一味的失落，而是开始反思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模式，思考它们存在什么样的弊端，发现社会主义不仅要替代资本主义，还要建立一个人、自然、社会全面和谐统一的绿色社会。90 年代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相比以前理论系统性和实践性更强，这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一方面，80 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西方因生态问题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学者产生了“双重破灭感”,这种感觉使得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生态社会主义开始感兴趣，而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原因、解决方案等方面的独特见解受到人们的关注； 另一个方面，70、80 年代欧洲左派政治力量减弱，绿色运动由于生态问题受到人们重视获得了很大发展，欧洲社会党、共产党纷纷和绿色力量结盟，西方政党的“绿”色化，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这个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运动发展迅速。90 年代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建设上体现出以下特征：
一、反思苏联等社会主义的生态问题
资本主义通常被看成是“一种沉迷于科技不断更新、无限追逐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资产阶级是没有合理利益不会投资环保的阶级”[1]37.因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萨特（ Saral Sarkar） 希望构建出一套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把“所有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力方式都归国家所有，将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外部成本”[1]37.他认为马克思理论给人们指出了光明大道，完善的社会主义能自动解决生态问题。他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的生态问题是暂时的，当生产力充分发展时，生态问题就能得到克服和解决。
但是，理论是美好的，而现实有时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虽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就提出警告，告诫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环境，否则自然就会给予报复。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太关注环境问题，例如20 世纪60 -70年代咸海、亚速海、波罗的海等内海湖泊污染较严重，顿巴斯煤区是污染的重灾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对其周围的环境和居民的影响非常严重[2]130.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认为可能有二点原因： 一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对于环境问题重视程度不够； 二是社会主义普遍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较低的国家建立，建立后又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裁和封锁，所以为了发展经济，必然以环境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这样生态的破坏成为必然。
二、提出生态帝国主义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所谓“生态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以利益最大化为生存法则，通过把高污染、高消费、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肆意掠夺资源，甚至直接将污染物倾倒在这些国家，来转移国内生态矛盾和转嫁治理环境的巨大成本，这使得生态不公正扩展到全球。
英国 1992 年向中国出口有毒废物 73 万吨，美国 1994 年把 3500 万磅塑胶废料运往印尼，1995 年从纽约运到上海的6 个塑胶废料的集装箱中55%是家庭垃圾、输血袋和管子，1996 年 5 月在北京平谷发现来自美国的 639 吨国际公认的危险废物[3]170.
令人感到可耻的是西方有些学者还振振有词的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
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Foster） 、英国的戴维·佩珀（ David Pepper） 、印度的萨拉·萨卡等生态社会主义学者都在自己的书中对上述类似现象进行过描述和批判，提出 90 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源的掠夺和把本国的污染物进行转移的方式来解决本国的生态危机，例如抢占发展中国家的有限稀缺资源，把高消耗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直接把发展中国家当成了垃圾场，这些行为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福斯特明确提出生态帝国主义损害了社会和环境的公正。
三、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认识
自己的理论中提出要把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作为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忽视了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限制，所以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是“反生态”的。进入 90 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越来越大，马克思理论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三者的互动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马克思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变革社会生产方式，跳出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控制，不需要依靠“稳态经济”或其他方式。
美国学者福斯特经过长期对马克思着作的研究，提出生态思想一直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而且马克思还把这种生态思想运用到了社会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的循环是一种虚假的新陈代谢，它在人与自然之间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新陈代谢的裂缝”,要对这个裂缝进行弥补必须要消除剩余价值，实现“劳动者的联合生产”.这正是构成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开端。法国学者拉比卡（ Georges Labica） 明确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的逻辑为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认识生态危机的原因和出路奠定了基础。
英国学者戴维·佩珀也提出马克思理论并没有过时，是在建设生态社会主义时很重要的理论遗产。
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能摆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认识事物的方法，继承的是马克思对事物的批判精神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教条的继承他的理论，佩珀认为这种精神和方法是一切致力于绿色运动的人所必须的。
四、更成熟务实的经济理论
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财富的创造不能忽视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生态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提出的经济零增长模式看似保护环境，其实并不利于资本家和民众对于环境的保护，反而他们会因为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抵制保护环境，所以零增长原则不可取。90 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提出只要经济增长是理性和人性的，在发展经济时跳出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控制，生态问题会得到缓解和解决。有些学者提出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主张，但是这种主张是违逆历史发展潮流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它只能造成污染在全球化扩散。
在经济运行方式上，90 年代的学者戴维·佩珀认为单一的计划经济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主张计划和市场的混合性经济，市场需要的满足与人们生产积极性的调动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既能满足人们对利益的渴望，还能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避免资源与环境的破坏。“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其中，人们吃得更加多样化和巧妙精致的食物，使用更加艺术化建构的技术，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多样性的休闲消遣，更多地进行旅游，具有更加现实性的关系等[4]337”.安德烈 · 高兹 （ AndreGorz） 也提出 “生态重建”,他认为，为了解决经济合理性和生态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只有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理性，生态重建也要求经济适度发展，但这种发展要置于社会生态理性的控制之下。
90 年代随着红绿联盟的兴起和绿党在一些国家成为执政党，前期反理性、反工业化的呼声也慢慢消退，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日渐务实，开始接受适度增长的经济政策，总体来说，90 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制定思路慢慢向着人类中心主义立场靠拢。
五、重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自然并非仅仅取悦于人类，它同样具有生物权利。从本质上来说，这是非理性的甚至是一种情感上的信仰，并带有生态伦理的韵味，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来人类从地球上消失，其他生命的延续仍将有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5]27”.
这段话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思想： 生态系统内的所有生物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价值。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并认可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
90 年代的学者格仑德曼（ Reiner Grundmann） 和佩珀提出重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格仑德曼认为，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思想要重新解读，支配自然不是控制自然，不是一种对自然的破坏，而是要从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越深越广，人类才会越自由，但基础是要以理性和人本主义为底蕴。佩珀也认为，马克思的支配思想是通过关心而不是贪婪来实现对自然的统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仆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古典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偏向于弱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是 20 世纪的美国哲学家 B. G. 诺顿（ B·G·Norton） 和美国植物学家 W. H. 墨迪（ W· Murdy） 提出的，强调人类只有用理性偏好代替感性偏好，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佩珀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社会自然辩证法，是一种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佩珀坚持生态社会主义应该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一个社会片面强调自然的权利（ 生物平等主义） 而忽略人类的权利（ 社会主义） 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佩珀认为，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推进到深生态学而不是相反，以人为中心，在理性保障人的生活权利的基础上来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总的来说，与生态社会主义前期的理论发展相比，90 年代之后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反思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深刻，提出了当今资本主义环境污染转移的新途径---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在经济方面更务实更成熟，对马克思生态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重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些新变化相比以前的理论发展，应该说有了明显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