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我们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1]这实际上指明了新形势下爱国主义的时代要求之一--与对外开放相统一。这样的统一，既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保持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为我们立足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南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需要扩大对外开放

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正是出于对故土家园、骨肉同胞、灿烂文化的眷恋和热爱，中华民族才能求同存异、团结统一，在自己的国土上共同劳动、共同发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体系，它“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 119 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 70 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着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2]正是在“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个“盛世”.这些“盛世”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于外来的异域文化，不是拒绝、排斥，而是接纳、包容，在尊重其特色的基础上，把其中一些有利于民生福利、人伦风化、社会安定的成分和因素，吸收、充实进中华文化。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就是费孝通先生概括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3]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萌芽、产生并开始对外殖民扩张的时候，在世界的东方，“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4]结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 :“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5]直至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搅动了中华民族的“一潭死水”,一批又一批爱国的仁人志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苏醒过来。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之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则把“师夷”的思想付诸实践，戊戌变法进一步从“师夷长技”发展到“要救国，只有维新 ;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辛亥革命更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近代中国的这些爱国先驱们都已明白，要救亡图存，就不能闭关自守，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文明。这样，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第一次与对外开放结合在了一起。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下，对外开放谈何容易？帝国主义列强允许中国进行的不是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对外开放，而是任其宰割、任其奴役的“门户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