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情感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热爱的一种显性的基本表达，正是由于爱国主义情感的存在才有国家、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情感也凝结着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其历史文化、国家成就、国家象征等方面的心理积淀。国家的荣辱和尊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这种感情有其崇高的象征与力量，但只有与国家的整体发展一致，才能对国家产生有益的促进，否则会适得其反。对于爱国主义中常常夹杂着的民族主义的因素，需要我们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分析，让它能够对国家的发展产生有利的推动作用，并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化解怨恨，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社会氛围。

一、爱国主义中的激情与理性及其根源

爱国主义最基本的表现是情感的表达，爱国情感中既有激情也有理性。在这对矛盾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及两者的关系在不同条件下对人们的思想、感情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对内、对外两种情况。有人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理性。[1]也有人认为：“如今强调的爱国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主流话语中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提法。”[2]一般来讲，爱国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对国家整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忠诚和热爱，这种深厚的感情是建立在长久的历史文化的记忆、熏陶、沉淀的基础上的，具有持久、温和及理性的特点，不但对自己的国家、同胞有强烈的感情，同时也兼顾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爱国“称为‘主义',不仅是指个体的一种情感体验，而且是指民族情感、伦理思想、政治观点、法律行为等多种成分所构成的一种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体系”.“在爱国认知、爱国情感和爱国行为的形成过程中，爱国情感处于中介的核心地位。”[3]而民族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把一种特殊的思想感情和利益偏好作为普遍的、整体的利益，因此，这种感情常常是狭隘的、偏激的。“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4]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情感的推动力会对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爱国的高尚情感也常常会失去理性，对社会造成危害。最理想的结果是爱国主义能够把民族主义纳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轨道，成为一种积极的、能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并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感情。因此，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两面性，在现实中，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所谓理性的民族主义，即从实际情况出发，理性地思考和处理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不偏不倚，避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行为和言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5]

爱国主义情感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同时也蕴含着很大的建构因素在内，特别是国家对爱国情感的培育，对历史、文化等共同性的塑造。因此，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及其表达。相对于英、美等国家的民族主义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政治统一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则在外敌入侵时产生了自卫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共同的血缘、语言等，但常常“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且“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6]产生盲目排外倾向和种族主义。近代德国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德国的思想家们也接受了启蒙思想的抽象的世界主义，并与真实历史发展的有机连续性统一起来，使个体独特性与整体结合起来，[7]但最终还是在国家至上、整体主义、自然文化有机体等传统观念与国际国内危机及体制缺陷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引发了世界战争的灾难。而战后德国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忏悔又为理性认识人类历史的灾难树立了典范。其实，无论哪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如果成为非理性的爱国主义，都有可能造成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伤害。

对于我国来说，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要形成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容易。近代以来，我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源于西方侵略造成的危机和亡国灭种的危险，是一种应激性的反应，再加上封闭的古老帝国造成的文化优越感、世界中心主义、天下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在被迫转变中产生了激烈的反抗情绪、整体性解决国家危机的倾向，与这种倾向相对立，同时又产生了强烈的保守观念，特别是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而在复制了西方具有进攻性、统一性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和逻辑之后，民族主义所暗含的人民主权、人性觉醒等因素在中国并没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因此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即使对民主、个人权利的诉求最终也要服从于国家的救亡图存。因此，近代以来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摇摆徘徊，而倡导理性、中道的思想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使在今天，这种理性主义的声音也常常在义愤的民族主义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在一系列的国际矛盾或冲突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表达，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其中，对于民族耻辱的受害者的悲情记忆是形成这种激烈情绪的主要动因，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为这种情绪提供了现实背景。而从国家发展的阶段来讲，仍然需要民族主义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于是在近代的耻辱记忆、民族复兴，以及文化自觉、外部压制等条件的多重作用下，民族主义的激愤情绪与国家利益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因此，如何在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使民族主义涵括在爱国主义的范围内，通过民主、法治的途径来加强和建立爱国主义的共识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需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和反省，并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从中梳理出有益的东西。

民族主义的激情和影响力，不但是针对社会危机或特定事件的反应，而且还具有深刻的思想道德基础。“作为爱国主义的一个变种，民族主义结合了爱国主义与恐外症，对待外部他者采取敌对态度，并被假定为一种’公德‘,因此变得极端非理性和盲目。”[8]对于中国来讲，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认知特点就是强调道德和感性直观，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是非”判断要高于事实判断，使得民族主义的高调道德更有了思想文化基础。“泛道德主义最大的力量在于激情”,然而这种激情虽然有利于凝聚人心，但却不利于理性判断。[9]同时，在抗击外敌入侵的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世界中锲入的暴力因素，在中华民族悲情崛起的漫长历程中，逐渐被历史所固化，成为中国的现代精神基因”.[10]对于这些因素，一是要警惕民族主义高调的道德激情而忽略了国家核心利益；二是要进行公民意识教育，使爱国热情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表达。除了这些，还需要在爱国主义情感中注入世界情怀，提倡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在本民族和国家之外，从人类文明、人权等的角度来进行相互的理解和发展。